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向秦府旧兵授予武官之职，调进宫中做侍卫。唐太宗对他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偏私于一人。只要有才德的人就任用，怎能因为新旧关系而有所分别呢？何况古人说：‘兵，就像火一样，不控制就会把自己烧死。’你的提议，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被召见，他没有解下佩刀就进入了东上阁门。走出阁门后，监门校尉方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要对他们定罪量刑，他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觉，罪当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内，应处以两年徒刑，并罚铜二十斤。唐太宗同意这样处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说：“校尉没有发觉与长孙无忌带刀入内，同属错误。臣子对于皇上，是不能有过失的。按照律文的规定，供皇上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因不符合规定而犯了错误的人，都处以死刑。可是，如果按照长孙无忌的功劳，司法部门是不能对他进行判决的，根据法律，对他实行罚铜处置也不算合理。”唐太宗说：“法不是我一个人的法，是天下人的法，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曲解法律呢？”于是，唐太宗命人重新拟议论罪。封德彝坚持原议，当唐太宗准备接受他的主张时，戴胄又上奏反驳道：“校尉因长孙无忌而获罪，从法律上讲应当从轻处理。如果论他们的过错，情节是一样的，所以不应该是一生一死这么大的差别。因此，请陛下一定要考虑我的意见。”唐太宗于是免除了监门校尉的死罪。
当时，朝廷大力选拔举荐人才，有人伪造官阶资历，唐太宗命令他们自首，若不自首，便要被判死罪。不久，伪造官阶资历的事情泄漏了，戴胄根据法律判处他们流刑，并上奏唐太宗。唐太宗说：“当初我下令说不自首的人要被处以死刑，但如今你依法律判处他们流刑，这是向天下宣布我说话不算数啊！”戴胄说：“陛下发布的命令，臣不敢干预，不过既然交付我部处置，臣就不敢不依法办事。”唐太宗说：“你这是自己守法，却叫我失信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规范天下、取信于民的，而陛下的话只是凭一时的喜怒说出来的，这二者是有差别的。在处理政务时，陛下也知道不能因一时的喜怒随便实施刑法，这是克制小怒而存大信。我私下也为陛下感到庆幸。”唐太宗说：“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你能纠正，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钦叹！又汉、魏已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玄龄对曰：“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至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近来我见到隋代的旧臣遗老，他们都称赞高颎是做宰相的人才，于是我就去翻阅他的本传。此人真可以说是公平正直，尤其是在治国方面能识大体，隋室的安危跟他的生死有很大关系。可惜遇到隋炀帝这样的无道昏君，高颎被冤枉诛杀了。我何尝不想见到这样的人呢？就连读书时也经常放下书来对他表达钦仰、叹息之情。再者，汉、魏以来，诸葛亮做丞相，也非常公平正直。他曾经上表把廖立、李严罢官放逐到南中。后来廖立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哭着说：‘我们大概要亡国了！’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也发病而死。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执政，开诚心，布公道，对尽忠国家、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该赏的也必须奖赏；对违犯法纪、玩忽职守的人，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必须惩罚。’你们难道不应该仰慕并向他学习吗？我如今常仰慕前代那些贤德的帝王，你们也可仰慕那些贤德的宰相，如果能这样做，就可以长久保持荣耀的名声和高贵的地位。”房玄龄回答道：“臣听说，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结党营私，王道就浩浩荡荡，平平坦坦。’此外，孔子还说：‘举用正直的人而废弃邪恶的人，百姓就心服归顺。’如今圣上推崇的治国原则，确实体现了政教的根本，极尽至公的要义，可以用来囊括宇内，教化天下。”唐太宗说：“你说到了我心里，而我怎能只对你们说说却不去实行呢？”
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徵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因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诣徵宅以赐之。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的文德皇后所生。贞观六年，长乐公主将要嫁给长孙冲，唐太宗敕令有司陪送的财礼，比当年唐高祖之女永嘉长公主出嫁时高出一倍。魏徵上奏说：“以前东汉明帝准备封赏他的儿子，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跟先帝的儿子得到同样多的封赏呢？参照先帝之子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去封赏吧。’以前的史家以此作为美谈。现在皇帝的姐妹称为长公主，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前面多了一个长字，那么就说明要比公主的身份尊贵，虽然具体的情况不尽相同，可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使公主的礼节逾越了长公主，道理上恐怕是不妥的，希望您能够三思。”唐太宗十分赞同。于是他将这些话告诉了皇后，皇后听完赞叹道：“曾经听说您对魏徵十分敬重，可是我对于其中的缘故知之甚少，现在听到他进谏的这番话，可见他能够用道义来抑制帝王的私欲，真是国家的忠臣啊！我和您结发做了夫妻，承蒙您的敬重礼待，情深义重，每当有话要说的时候，也要察言观色，尚且不敢轻易触犯您的威严，何况作为臣下，情谊疏远、礼仪相隔呢？因此韩非子、东方朔认为其困难、不易，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拥有家国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事，如果能采纳这些忠言，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如果杜绝这些忠言，政局就会混乱不堪。我真诚地希望您能够仔细体会其中的含义，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于是请求派遣中使带五百匹锦帛送到魏徵家中赏赐他。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奏亮反形未具，明其无恶。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刑部尚书张亮因谋反罪被关进监狱，唐太宗下诏百官拟议如何惩办，许多人都说张亮应该被杀头，只有殿中少监李道裕上奏说张亮谋反的证据不足，说明他无罪。但唐太宗一时大怒，竟把张亮给杀掉了。不久，刑部侍郎空缺，唐太宗叫宰相精心选择称职的人，可宰相多次上奏推荐人才，唐太宗都没有同意。唐太宗说：“其实，我已找到合适的人了。先前李道裕在拟议处置张亮时说他‘谋反的证据不足’，可见他很公平。我当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至今仍追悔莫及。”于是就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擢驱使。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贤才，想要专心处理政事，一听说哪里有俊才，就派使者前去打探。但人们还是议论纷纷，说某某官员是某某大臣的亲戚、朋友等。但你们做事不要因此而有所忌讳和回避，就去做吧。古人推举人才对内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只要推举的是真正的贤才。唯才是举，只要是人才，即使是自己的孩子或仇人，也不可不推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