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者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于历史上那些同时有交往的著名文人，总希望他们的友谊像水晶一样纯洁，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瑕隙。但处在复杂的社会里，政治上的纷争，常使那些出身、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文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韩愈、刘禹锡的这种凶终隙末的微妙关系就是明证，尽管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大都闪烁其词。

韩愈死后，刘禹锡在和州任刺史，曾有《祭韩吏部文》之作，备致仰崇之意。里面叙及韩、柳与自己三人的情谊，也是切合实际的本色之词。文末有云：“畏简书兮拘印绶，思临恸兮志莫就。生刍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来！”眷眷私衷，是很感人的。

但刘禹锡对韩愈是否一无意见可云了呢？朋友死后，感情激动下写出的东西，或许只能说明事情的一个方面。要想全面考察，不能光凭这些文字。

文人的态度，常有这种情况：每当他们正式落笔著之文字时，往往是一些可以公之于世的正面意见，而当他们私下与人交谈时，却常是透露出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来。这就是笔记小说之类的著作可贵的地方。

长庆之初，刘禹锡在夔州，韦绚自襄阳来谒，求在身边问学。韦绚是韦执谊的儿子，是刘禹锡的通家子弟，谈话也就很随便。韦绚日后作《刘公嘉话录》一卷，记载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真切地反映了刘禹锡对韩愈的一些看法。

刘禹锡也提到了“四夔”之事，他说：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曰“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二遗忘。

这是颇为奇怪的事。“四夔”之中，韩会为“夔头”，刘禹锡不容不知。因为他是故人韩愈的长兄，又是竭力回护的对象。“一是卢东美”之说，明从韩愈写作的墓志铭来，这里怎么反而对韩会略而不谈了呢？

看来刘禹锡的态度是有意忽略，亦即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