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守之宜。刘连城认为战争的变化是十分微妙的，而且关系到国家安危。因此，对待战争一定要取慎重的态度，不可“贪战”。他说：“安危之变，微乎其微；定乱之法，慎乎其慎。安危定乱，良在守微，守微者兴邦之基也。行师之道，忌在贪战，贪战者，丧军之根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侦审敌情，有机必战”，战胜了便“不可夺”；如无有利战机，便进行防守，“无机固守，守不可摇”。所以说：“所贵乎守，则有条；战则有节，战守合乎机宜，必能兴军固邦矣。”

（）关于兵民关系，刘连城认为“民为兵之源”，人民是军队力量的源泉。他从军队的“粮饷皆出于民”讲起，认识到“兵无民不坚”。因此，如果人民的生活不安定，“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因此，军队要爱护人民，“珍之爱之”，保卫国家，“兵为邦捍”。其次，他认为“兵为民之卫”，军队是人民的保卫者。刘连城提出：“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获，皆籍于兵。”因此，“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民失卫，如卵失壳矣。”作为国家和人民，对军队应该慎重和尊重。特别是那些为官者必须教育人民，使人民知道军队的辛苦，而军队的将领则应教育士兵们了解人民的艰苦，使“兵民相洽，倚民养兵，倚兵护民，兵坚民固，和衷共济”，这就是“安危定乱，全生全国之根也。”刘连城对兵民关系的论述是较深刻的。故《将略要论》虽文字短少，但思想较深刻，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汪绂（—）汇辑。全书共卷（卷上，卷已佚），地图幅，星图、八卦图幅，阵图幅，约万余字。全书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分类汇辑了有关兵书和要图，并加以评论。前卷录述周天太极、云雨风角等。中卷为舆图、疆域形势、水陆路程。其中《天下形势总论》与《天下形势分论》具有兵要地志性质，论述全国山川形势及各地战略地位、相互关系。指出：雍（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等地区）居中原之首，冀（今河北南部及河南等地区）居中原之脊，幽（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为天下之要膂。居雍则重洛，居冀则重雍，居幽则重辽、济，居洛则重雍，居吴则重荆、襄。此外，还具体论述了燕京（今北京）、长安（西安）、洛阳、南京、成都等地的战略地位及设防，对军事地理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后卷汇辑和评论清以前的一些兵书、历代阵法、兵器。其评论用兵之道以仁义为本，首推司马穰苴，次吴起，再次孙子，反映了编者的儒家思想。对古阵法名称、阵容结构、阵内各部位的变化、运用，都加以说明，描绘成图。还综合古阵法，提出一些阵列，如综合三叠、连环、鸳鸯等阵之长，创五叠连环阵，等等。另外，对水战、山战的一些阵法也作了评述。

.《兵迹》

《兵迹》，旧题清魏禧（—）所著。全书分编。第一，历代编。论述清以前历代的军事发展情况。他认为：“太古之世，民物友处，无有蚧伤之心，迨后机智渐生，茹血衣皮，兽有爪牙角尾之利，民因剥材木以相拒。”这样便产生了战争。他在论述春秋时的军事时说：“师以义动者胜，耻为城下盟。”另外，又分列列国编，对春秋时期各大国的军事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还论述了北宋和南宋在军事上的不同，认为前者是“有相无将”，后者是“有将无相”。第二，将体编。主要通过将领自身的姓、名、身、志、歌、笑等说明在军事中的利用和作用。例如，利用姓的相同，可以“因姓用计”；也可以利用名声，威慑敌人，“威武素著，则声名足以慑也，有呼其名而退敌者。”第三，将兽编。主要论述了一些动物在战争中的利用。第四，将能编。主要论述了将领的能力在军事上的作用。提出在攻守上，“有先攻以为守者”。又说：“兵凶战危，不可不慎”；“谋画先定，战必收功”。在谈到将领“诚”时说：“兵以诈胜，无谋非用兵也。”说明将领的“诚”和“诈”是统一的，对己要诚，对敌要诈。第五，将效编。主要论述将领所应效法的问题。例如，在陷坚条下，说：“善战者莫不贵冲虚、乘弱”。在断归条下，说：“何以得三军死战，惟有断归路一法耳。”在败条下又说：“善败者不亡。胜败兵家之常，故败不足畏，要在能持败而取胜耳。”说明了如何转败为胜的问题。第六，华境编。分析了全国各地的地理环境、民众、士兵特点。如，西境，认为西部地区的民众和士兵“心强气褊，骁健信邪，苟托神奇怪异”。而“川兵心泼气雄；服劳耐苦，涉险甚健有胆力。”第七，华人编。论述了全国兵员情况。第八，土夷编。分析了少数民族的情况。第九，岛夷编。分析了全国的岛屿情况。第十，近国编。论述了我国近境国家的政治、军事情况。第十一，远邦编。分析了国际各国的情况。第十二，边塞编。分析了我边境的交通要道状况。全书的每一编都分别概括出了几个字，以这几个字为纲，分别列举事例，加以论述。因此，《兵迹》不单纯是一部汇辑其他兵书的军事著作，而是有自己的体例和思想，内容也较广泛。但此书是否是魏禧的著作，还有待研究。

.《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清初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辑著。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明亡，隐居不仕，积二十年心血，“以史为主，以志证之”，根据正史、地方志、旁及野史，并结合山川考察，撰成是书。全书共卷，舆地要图幅、沿革表份，约多万字，是清初历史地理、军事地理名著。

关于编著该书的目的，顾祖禹说：“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可见，他不是为研究地理而研究地理，目的在于考察“山川险易”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战略地理学”性质。从这一点出发，他首先认为地理形势是战争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与战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国家的君主还是宰相，都应该对国家所处的地理形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说：“天子内抚万国，外莅四夷，枝干强弱之分，边腹重轻之势，不可不知也；宰相佐天子以经邦，凡边方利病之处，兵戎措置之宜，皆不可不知也。”只有在正确认识地理形势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制定军事战略。但是，他并没有把地理形势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而是同孙武一样，承认地理因素是“兵之辅”，强调“设险以得人为本”，人与地理因素相比，人是根本的。因为，任何地形在人的作用下是可以变化的，“险易无常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灵活地加以运用。他还特别注意对于国家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认为国家首都对于国家的存在十分重要，加强首都的军事防御设施的建设就更为重要了。他从地理学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以明代北京为例，他主张多层设防，形成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御系统，从而保证首都北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