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敦这样的人很适合乱世。

八王之乱时，王敦投靠了东海王司马越，转任管辖江东的扬州刺史，在南渡风潮中来到的建业。司马睿移镇建业，短期招他为军咨祭酒，很快复任扬州刺史，负责军事讨伐南方的异己力量。在东晋建立前后的这段时间，王敦建立了卓越的政绩。他勇往直前，纵横长江中下游各州；知人善任，重用陶侃等人数载苦战，肃清了境内的乱匪。因为他掌握军队，能力不俗，更因为王家对东晋王朝的拥戴之功，王敦在东晋初年成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被封为汉安侯，控制着长江中游地区，成为东晋最大的实权人物。他和王导，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东晋和南朝时期，朝廷的重心是扬州（今江浙）和荆州（今两湖）。两地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又都能制造兵器军械。其中首都建康在扬州，扬州就成了朝廷的中枢；而荆州处于上游，虎视扬州，给建康的朝廷很大的心理压力。如果镇守荆州的大臣再拥兵自重，飞扬跋扈，朝廷和荆州的矛盾就难以避免了。奇怪的是，尽管朝廷对荆州刺史的人选慎之又慎，镇守荆州的大臣不是不听调遣便干脆就是野心家。

东晋建立后，王敦出镇武昌，总管长江中游军事和政务后，飞速膨胀。他既然是豪杰，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王导的清静无为和朝廷的安然无事，让王敦“淡”出心理问题来了。他不适应处理公文往来的平淡生活。同时，王敦身边聚集了一批别有用心的部属，比如钱凤和沈充等寒门出身的士人，都希望借助王敦的政治飞跃来实现各自的政治梦想。不安分的权臣身边容易聚集奸佞小人，就像有裂缝的鸡蛋容易招来苍蝇一样，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小规律。同时王含、王廙等同族也聚拢在王敦身边，恭维怂恿他，王敦开始骄横专擅起来。

司马睿对王家的猜忌，推动了轻狂的王敦造反。王家势力太强大了，司马睿提拔一批寒族来制约王家的势力。在司马睿的授意下，御史中丞刘隗和尚书左仆射刁协全力抑制王氏势力，暗中作军事部署。戴渊镇守合肥，刘隗镇守泗口，预防王敦顺江东下。皇叔司马承担任湘州刺史，在南边监视王敦。王敦对此愤愤不平，常常在酒后手持玉如意，边击痰盂边吟诵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后把痰盂都打缺了口。

王敦开始行动了。他先是上书指责司马睿，为王导抱不平。上书送到建康后，先到达王导手中，老好人王导把它退给了王敦。王敦不甘心，第二次直接给司马睿上书。司马睿看完王敦的上书，更加相信王敦要发兵造反了。王敦毕竟是名门之后，先客气地给刘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以国家大义劝说刘隗和自己联手，共扶朝政。“圣上信重阁下，今大贼未灭，中原鼎沸，欲与您戮力王室，共静海内。如果大家同心，帝业得以兴隆，否则，天下永无望矣！”可刘隗是个得志小人，粗鲁地回信说像他这样的朝廷股肱之臣，是不会和王敦同流合污的，他要效忠皇室，做个大忠臣。这分明是把王敦推到了对立面。他忘记了王敦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王敦果然大怒，决心给刘隗一个去地狱做忠臣的机会。于是，王敦就这么造反了。王敦在武昌兴兵东进，举起的大旗是“清君侧”。他说司马睿宠信奸臣，弄得民不聊生，他这才出兵清除奸贼，拯救百姓的。党羽沈充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叛军迅速推进到建康附近。司马睿派出的刁协、戴渊、刘隗等人，都不是王敦的对手。早在王敦起兵之初，刘隗和刁协就劝司马睿尽诛王氏全族。司马睿离不开王家的支持，没有答应，刘隗等人“始有惧色”。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最高层间的权力游戏，刘隗这样的初学者注定是牺牲品。三个月后，建康石头城的守将、义兴周家的周札给王敦打开了城门，叛军兵不血刃入城。王敦胜利了！

城破后，刁协和刘隗向北逃亡。刁协年老，随从又逃散了，结果独身被杀死在长江边；刘隗逃亡北方，最后投靠了石勒。司马承坚守湘州百余日，兵败被俘，押送建康途中遇害。

王敦攻入石头城后，一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放纵士卒劫掠（可见他破多于立）。司马睿陷入狼狈的境地，身边一度只剩下一个警卫将领和两个侍中。防虎反为虎所伤，司马睿事到如今反而看开了：“王敦没有忘记社稷宗庙，则天下尚可共安；如果想要我的龙椅，早点说嘛，我自己会回琅琊去，何必骚扰百姓？”王敦的性格决定社稷宗庙在他心中没有多少分量，而他又不想尊奉司马睿这个打压王家的皇帝。但司马睿和王敦两个人，谁都不能彻底离开谁。司马睿固然需要世族支持他的政权，各个世族大家也需要司马睿这块招牌来遮风挡雨。各大家族还接受不了王敦替换司马睿登基称帝，王敦也没有南向称君的准备。他没有废黜司马睿，更没有对他动刀子，而是保留了司马睿政权。

司马睿派公卿百官去石头城拜见王敦。王敦丝毫不改豪杰本色、名士风范，坐在上座，先去戏问手下败将戴渊：“之前打仗，你输了。当时还有余力吗？”戴渊坦言：“哪里还有余力，真的是力量不足！”王敦问他：“天下会怎么看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戴渊暗中顶了一句：“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意思是说，只有真正理解你内心的人才知道怎么回事，从表面来看是乱臣贼子所为。王敦哈哈一笑，夸戴渊是“能言之人”。王敦又对周说：“伯仁，你对不起我！”周依然满不在乎地说：“王公举兵，下官亲率六军，没有成功抵挡住贵军，致使朝廷军队落败。在这一点上，我对不起你！”既然是清君侧，就要杀死几个奸臣。王敦最后挑选了周、戴渊杀鸡儆猴，并在朝野职位上安插了若干党羽，从法律上来说，王敦所做的真的仅仅是“清君侧”，没有丝毫违法谋逆之处。司马睿下诏大赦，赦免参与叛乱诸人的罪过，并封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江州牧，晋爵武昌郡公。王敦对停留在朝廷处理繁琐的政务没有兴趣，打道回武昌，遥控建康。

王敦的这一次叛乱，轻率地置王家于族诛的危险边缘，在家族内部遭到了反对。王导战前劝说王敦、王含罢兵，战后努力做王敦和司马睿沟通的桥梁，尽量让事件平安结束。另一个堂兄弟王彬在王敦杀周时，公开去和周哭别，哭得悲切异常。王彬见王敦时，并没有一丝悲痛之情。王敦不解，王彬回答：“我哭周是情不自禁。”对于王敦，王彬痛批他不义，批得声泪俱下。王敦当场大怒，扬言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做和事佬，拉王彬跪下谢罪。王彬却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差点气背过去，逼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依然不卑不亢地看着他。王敦毕竟厚道，对同族人很客气，没有把王彬怎么样。

王敦的豪杰性格决定了他做不了政治家。王敦不屑于花时间去学习繁琐的政治技巧、营造各种人脉关系，更没时间像兄弟王导那样参与实际事务。他起兵反对司马睿，是仓促起兵，并没有成熟的设想，更谈不上详细的善后措施了。他的成功只是反证了刘隗等人更加无能，证明了离开王敦等实力人物支持的司马睿政权是多么的虚弱，根本不能说明王敦的强大和正确。掌握了绝对的、硕大的权力又没有奋斗目标之后，王敦迅速腐化堕落。史载“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他没有收敛张扬的个性，更没有学会稳重地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在疯狂享受着从各地搜刮来的珍宝财富和支配人事调动的乐趣。更糟糕的是，王敦宠信沈充和钱凤，听任他们二人胡作非为。这两个人出身土豪，也不是政治家，得势后“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把所有得罪他们的人都整死。朝野上下、官僚百姓都希望做尽坏事的沈王等人早点死去，顺带也希望王敦集团早点失败才好。

建康的司马睿经过王敦的一大打击后，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很快身亡。素来为王敦不喜欢的太子司马绍即位，史称晋明帝。晋明帝憋着一口气，立志铲除王敦，王敦也对晋明帝看不顺眼。江南很快爆发了第二次王敦之乱，仗还在打，王敦就因病去世了。具体请见下一个专题“黄须鲜卑儿”。

王敦的命运很悲惨，葬入了坟墓还被挖出来，尸体被戮，脑袋被割下来挂在朱雀桥上示众。王敦是个很有才华、很有个性的人物，是一代豪杰，弄不好还能做个开国皇帝或者割据君主。但他被过于放荡不羁的个性，被要求安定团结的东晋政治大环境给埋葬了。

王敦之后的乱臣贼子，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他那样的豪爽、率性、不羁和惊天动地。王敦因此成为许多雄心勃勃或者蠢蠢欲动的豪杰志士的标杆、榜样。后来人曾说：“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这句话可以看作对王敦豪杰一生的莫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