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者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于历史上那些同时有交往的著名文人

古今学者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对于历史上那些同时有交往的著名文人，总希望他们的友谊像水晶一样纯洁，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瑕隙。但处在复杂的社会里，政治上的纷争，常使那些出身、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文人走上不同的道路，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韩愈、刘禹锡的这种凶终隙末的微妙关系就是明证，尽管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大都闪烁其词。

韩愈死后，刘禹锡在和州任刺史，曾有《祭韩吏部文》之作，备致仰崇之意。里面叙及韩、柳与自己三人的情谊，也是切合实际的本色之词。文末有云：“畏简书兮拘印绶，思临恸兮志莫就。生刍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来！”眷眷私衷，是很感人的。

但刘禹锡对韩愈是否一无意见可云了呢？朋友死后，感情激动下写出的东西，或许只能说明事情的一个方面。要想全面考察，不能光凭这些文字。

文人的态度，常有这种情况：每当他们正式落笔著之文字时，往往是一些可以公之于世的正面意见，而当他们私下与人交谈时，却常是透露出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来。这就是笔记小说之类的著作可贵的地方。

长庆之初，刘禹锡在夔州，韦绚自襄阳来谒，求在身边问学。韦绚是韦执谊的儿子，是刘禹锡的通家子弟，谈话也就很随便。韦绚日后作《刘公嘉话录》一卷，记载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真切地反映了刘禹锡对韩愈的一些看法。

刘禹锡也提到了“四夔”之事，他说：

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士人号曰“白衣夔”。时有四人，一是卢东美，其二遗忘。

这是颇为奇怪的事。“四夔”之中，韩会为“夔头”，刘禹锡不容不知。因为他是故人韩愈的长兄，又是竭力回护的对象。“一是卢东美”之说，明从韩愈写作的墓志铭来，这里怎么反而对韩会略而不谈了呢？

看来刘禹锡的态度是有意忽略，亦即存而不论。